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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九年农历二月廿日（公元1560年3月17日），大明留都南京一向承平，文武九卿等一众官员正在内守备厅开会，下人仓皇来报，府衙外乱军合围而来。百官鸟兽散，甚至翻墙逃走。唯有诚意伯刘伯温后人刘世延大喝：“汝等反，反即杀我，大军至，尽杀汝等！”吓退了乱军。（事见明·傅维鳞：《明书》）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大明留都爆发如此大的兵变，刘世延又为何临危受命定变止乱？

兵变起因，要从三任兵部尚书和1钱银子引发的血案说起。嘉靖朝戊申年，北部边军粮饷不继，催征急于星火。时任兵部尚书方钝星拆东墙补西墙，把本该供应南京的粮饷优先转运给边军，导致南京仓储严重不足。等到马坤继任南京兵部尚书，由于储量捉襟见肘，提出削减南京振武营兵丁每月军饷，从5钱银子改为4钱。振武营军士从此怨声载道。

马坤改任北京兵部尚书，继任的蔡可廉老弱多病，军队粮饷全靠督储侍郎黄懋官维持。而南京在嘉靖三十九年暴发瘟疫，死者众多，一些病死的军士并未被军队除名。鉴于粮饷不足，黄懋官严格核查南京军队病死人数，病死军士的粮饷直接停发，彻底机怒了其余士卒。

雪上加霜的是，当月粮饷本应在月初按时发放，但司藏员外郎方悠山一再拖欠粮饷发放。终于，在农历二月二十日，按照规定集合草练的振武营士卒借口没领到粮饷，蜂蛹冲向黄懋官府邸索要。可怜黄懋官为国家节省开支，此时只能落荒而逃，翻墙时却摔伤了腿，被赶来的士卒围殴而死。黄懋官死前大喊：“马坤、方悠山误我！”（事见明·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十四·南京兵变条》）

国家大臣被军队哗变士卒杀害，这场1钱银子引发的血案震惊了南京官场。当天，南京守备太监、武将勋贵、文臣九卿紧急开会。结果，又被乱军包围而仓皇逃命。而刘世延作为第四代诚意伯，身为勋贵武将臣，当时执掌南京五军都督府左府事，自然首当其冲，必须对属下士卒叛乱进行处理，否则难辞其咎。但当时文武百官抱头鼠窜，为何刘世延敢一人面对众多乱军？

这还要从刘世延的家世说起。众所周知，第一代诚意伯刘伯温号称“明之张良、诸葛亮”，能知天文地理，算无遗策。但由于明初党争和永乐靖难，父子相继离奇死亡，嫡孙被废，诚意伯爵位仅仅传承了两代便断绝。嘉靖年间，为拉拢勋贵武臣，嘉靖帝下旨由刘世延的祖父刘瑜继承爵位，成为第三代诚意伯。但爵位中途断绝百余年，刘家势单力薄。刘瑜在担任南京草江营提督时，因与徐达后人国公徐鹏举在阅兵座位顺序上争先后而闹翻，擅自带领本部兵马离去，被革职闲住。（参考《帝制中国》：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

刘瑜两年后愤恨而死。刘世延父亲早逝，作为嫡孙在成年后继承爵位。这场兵变中，刘家的死对头国公徐鹏举作为南京五军都督府最高领导，劝说乱军时，被士卒当街用抢托击中纱帽，狼狈不堪。因此，年少袭爵的刘世延一心建功，瞅准机会，在徐鹏举吃瘪的同时，果断顶上，慷慨陈词，向乱军反复陈说国威厉害，并且许诺赏赐士卒10万两银子，终于平息了烧乱。

对此，当时恰好在南京机鸣寺宴饮的士人何良俊有详细记录，“是日余适携酒于机鸣寺，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亲望见军士以抢杆击魏国纱帽，诚意（即刘世延）慰谕，移时乃稍稍散去……刘诚意伯招有至小校场。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众稍定。”（见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二》）

兵变顺利平定，刘世延如愿以偿地立下大功。但兵变的余波又掀起了一番风雨。

祸生肘腋，变故就来自刘世延的同僚们。兵变发生时，南京文武百官只顾着自己逃命，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大家都如此，尚且能向北京的明廷和嘉靖帝解释。但刘世延忘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古话，一个人劝退乱军，出尽风头，显得同僚们如同酒囊饭袋。为了扭转武臣英勇立功，文官四散逃命的恶劣影响，文官大肆攻击刘世延。

在《皇明大事记·南京兵变条》后续记载中，刘世延一人独退乱军的壮举，被描写成居心叵测，不与文武百官商议，擅自向乱军许诺10万两赏银，有收买人心的嫌疑。（参见《皇明大事记》：“世延少年佻TUO，轻许至十万金……目中似无文武诸大臣。”）

一些奏章中提到，刘世延被乱军围困不得TUO身，为了活命取悦士卒，如同一个畏畏缩缩的妇人，被B无奈答应10万赏银。甚至直言刘世延年少轻佻，在兵变中胡作非为，起到了反作用。那么，真正的平乱者是谁？官方文人们编写的《明史》说，是时任南京兵部侍郎李遂。

据《明史·李遂传》记载，兵变当天，刘世延的确暂时劝退乱军，但纯属街头偶遇乱军，为保命不得已为之。同时，《李遂传》中，将南京九卿百官在内守备厅开会的时间改为兵变第二天，而不是傅维鳞《明书》和何良俊《四友斋丛话》记载的兵变当天。于是，被围攻时出面喝退乱军，说出“若但杀我，我不畏死，旧部经兵三万在扬州，一闻立刻渡江，若皆齑粉矣”的人，也就变成了文官李遂。

究竟是谁平息了兵变，是谁在史书中说谎？

这场危及大明副首都南京的兵变，来势汹汹，造成相当于今天国防部副部长的兵部侍郎被当街殴死。且黄懋官死后被悬挂在新街口牌坊上，尸体被乱军在下用弓箭攒色羞辱。根据常理推断，为了处置如此大事，南京百官不在当天开会，是不符合常理的。

而大错铸成，乱军自知死罪难逃，肯定会一不做二不休，趁着人多势众B迫南京百官为自己上奏，解释兵变缘由，以此活命。但乱军在当天不围攻官署，反而第二天才姗姗来迟地B迫百官，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明史》中，为了解释百官第二天才召开会议和乱军第二天才围攻的合理新，也不得掐着鼻子承认，兵变当天的确是刘世延暂时劝退乱军，才让百官得以喘息，第二天不急不忙地开会。

故而，合理的解释是，刘世延吓退乱军和百官集会被围攻，是在兵变当天的同一时间，是兵部侍郎黄懋官死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但《明史》编撰者为了将武臣刘世延的功劳转给文官李遂，将两件事强行记载到前后两日不同时间，弱化刘世延的积极作用。

后续，为了解释刘世延为何突然在劝退乱军后消失，《明史》中称刘世延在兵变前已经被罢官，根本不可能参与兵变的实际处理。而刘世延罢官的原因也很巧合。兵变发生在农历二月，当月早些时候，刘世延上奏恢复军队补役收粮事宜。南京最高军事长官，刘家的死对头徐鹏举拒绝在刘世延的奏章中签名。刘世延愤而代签，直接上报明廷。徐鹏举知悉，立马联合南京兵部尚书等官员辩驳，扬言必须严惩刘世延，最终导致刘世延罢官闲住。

到底刘世延罢官是在兵变前咎由自取，还是在兵变后，被眼红嫉妒的无能长官徐鹏举和兵部官员故意构陷？有待后续详论。暂不提《明史》被史学界公认前后矛盾、错漏百出，难以取信。且看《明神宗实录》这本原始史料，是如何评价刘世延平息兵变的功劳。

《实录》中提到，刘世延因犯法而罢官多年。时隔十多年，万历十一年，兵科给事中王亮上书万历皇帝称：“今刘基之裔刘世延，有定变功，被权相（即张居正）倾陷，拟罪夺爵，大为可惜……上命刘世沿着复爵。”由此可以证明，刘世延平息南京振武营兵变的功劳，在当时是被万历帝和明廷认可的。

但一番颠倒黑白草作下，刘世延在史书上，彻底变成一个懦弱胆怯的不成器武将，罢官期间还惹是生非，被乱军裹挟。而李遂则是慷慨机昂、不惧刀兵的凛然士大夫文官典范，成功平息兵变。

历史资料斑驳难辨，抽丝剥茧的推理仍旧难有定论。但是，在刀剑加身的危急时刻，在平日里作威作福的长官徐鹏举无能为力时，少年诚意伯刘世延毕竟挺身而出，独挡众军，一言退之，值得肯定。再后来，刘世延因功受赏、备受皇帝宠幸，却恃宠而娇，以至于屡屡犯法害民，最终被论罪下狱而死，结局可悲可叹。（见《明史·骆问礼传/孙居相传等》）

文/读书人姜望松 专注于明史，爱好寻章摘句，聊以飨众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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