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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电视剧更残酷的大明1560:拖欠粮饷,还克扣御倭部队1/5工资

嘉靖三十九年农历二月廿日(公元1560年3月17日),大明留都南京一向承平,文武九卿等一众官员正在内守备厅开会,下人仓皇来报,府衙外乱军合围而来。百官鸟兽散,甚至翻墙逃走。唯有诚意伯刘伯温后人刘世延大喝:“汝等反,反即杀我,大军至,尽杀汝等!”吓退了乱军。(事见明·傅维鳞:《明书》)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大明留都爆发如此大的兵变,刘世延又为何临危受命定变止乱?

兵变起因,要从三任兵部尚书和1钱银子引发的血案说起。嘉靖朝戊申年,北部边军粮饷不继,催征急于星火。时任兵部尚书方钝星拆东墙补西墙,把本该供应南京的粮饷优先转运给边军,导致南京仓储严重不足。等到马坤继任南京兵部尚书,由于储量捉襟见肘,提出削减南京振武营兵丁每月军饷,从5钱银子改为4钱。振武营军士从此怨声载道。

马坤改任北京兵部尚书,继任的蔡可廉老弱多病,军队粮饷全靠督储侍郎黄懋官维持。而南京在嘉靖三十九年暴发瘟疫,死者众多,一些病死的军士并未被军队除名。鉴于粮饷不足,黄懋官严格核查南京军队病死人数,病死军士的粮饷直接停发,彻底机怒了其余士卒。

雪上加霜的是,当月粮饷本应在月初按时发放,但司藏员外郎方悠山一再拖欠粮饷发放。终于,在农历二月二十日,按照规定集合草练的振武营士卒借口没领到粮饷,蜂蛹冲向黄懋官府邸索要。可怜黄懋官为国家节省开支,此时只能落荒而逃,翻墙时却摔伤了腿,被赶来的士卒围殴而死。黄懋官死前大喊:“马坤、方悠山误我!”(事见明·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二十四·南京兵变条》)

国家大臣被军队哗变士卒杀害,这场1钱银子引发的血案震惊了南京官场。当天,南京守备太监、武将勋贵、文臣九卿紧急开会。结果,又被乱军包围而仓皇逃命。而刘世延作为第四代诚意伯,身为勋贵武将臣,当时执掌南京五军都督府左府事,自然首当其冲,必须对属下士卒叛乱进行处理,否则难辞其咎。但当时文武百官抱头鼠窜,为何刘世延敢一人面对众多乱军?

这还要从刘世延的家世说起。众所周知,第一代诚意伯刘伯温号称“明之张良、诸葛亮”,能知天文地理,算无遗策。但由于明初党争和永乐靖难,父子相继离奇死亡,嫡孙被废,诚意伯爵位仅仅传承了两代便断绝。嘉靖年间,为拉拢勋贵武臣,嘉靖帝下旨由刘世延的祖父刘瑜继承爵位,成为第三代诚意伯。但爵位中途断绝百余年,刘家势单力薄。刘瑜在担任南京草江营提督时,因与徐达后人国公徐鹏举在阅兵座位顺序上争先后而闹翻,擅自带领本部兵马离去,被革职闲住。(参考《帝制中国》: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

刘瑜两年后愤恨而死。刘世延父亲早逝,作为嫡孙在成年后继承爵位。这场兵变中,刘家的死对头国公徐鹏举作为南京五军都督府最高领导,劝说乱军时,被士卒当街用抢托击中纱帽,狼狈不堪。因此,年少袭爵的刘世延一心建功,瞅准机会,在徐鹏举吃瘪的同时,果断顶上,慷慨陈词,向乱军反复陈说国威厉害,并且许诺赏赐士卒10万两银子,终于平息了烧乱。

对此,当时恰好在南京机鸣寺宴饮的士人何良俊有详细记录,“是日余适携酒于机鸣寺,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亲望见军士以抢杆击魏国纱帽,诚意(即刘世延)慰谕,移时乃稍稍散去……刘诚意伯招有至小校场。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众稍定。”(见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二》)

兵变顺利平定,刘世延如愿以偿地立下大功。但兵变的余波又掀起了一番风雨。

祸生肘腋,变故就来自刘世延的同僚们。兵变发生时,南京文武百官只顾着自己逃命,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大家都如此,尚且能向北京的明廷和嘉靖帝解释。但刘世延忘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古话,一个人劝退乱军,出尽风头,显得同僚们如同酒囊饭袋。为了扭转武臣英勇立功,文官四散逃命的恶劣影响,文官大肆攻击刘世延。

在《皇明大事记·南京兵变条》后续记载中,刘世延一人独退乱军的壮举,被描写成居心叵测,不与文武百官商议,擅自向乱军许诺10万两赏银,有收买人心的嫌疑。(参见《皇明大事记》:“世延少年佻TUO,轻许至十万金……目中似无文武诸大臣。”)

一些奏章中提到,刘世延被乱军围困不得TUO身,为了活命取悦士卒,如同一个畏畏缩缩的妇人,被B无奈答应10万赏银。甚至直言刘世延年少轻佻,在兵变中胡作非为,起到了反作用。那么,真正的平乱者是谁?官方文人们编写的《明史》说,是时任南京兵部侍郎李遂。

据《明史·李遂传》记载,兵变当天,刘世延的确暂时劝退乱军,但纯属街头偶遇乱军,为保命不得已为之。同时,《李遂传》中,将南京九卿百官在内守备厅开会的时间改为兵变第二天,而不是傅维鳞《明书》和何良俊《四友斋丛话》记载的兵变当天。于是,被围攻时出面喝退乱军,说出“若但杀我,我不畏死,旧部经兵三万在扬州,一闻立刻渡江,若皆齑粉矣”的人,也就变成了文官李遂。

究竟是谁平息了兵变,是谁在史书中说谎?

这场危及大明副首都南京的兵变,来势汹汹,造成相当于今天国防部副部长的兵部侍郎被当街殴死。且黄懋官死后被悬挂在新街口牌坊上,尸体被乱军在下用弓箭攒色羞辱。根据常理推断,为了处置如此大事,南京百官不在当天开会,是不符合常理的。

而大错铸成,乱军自知死罪难逃,肯定会一不做二不休,趁着人多势众B迫南京百官为自己上奏,解释兵变缘由,以此活命。但乱军在当天不围攻官署,反而第二天才姗姗来迟地B迫百官,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明史》中,为了解释百官第二天才召开会议和乱军第二天才围攻的合理新,也不得掐着鼻子承认,兵变当天的确是刘世延暂时劝退乱军,才让百官得以喘息,第二天不急不忙地开会。

故而,合理的解释是,刘世延吓退乱军和百官集会被围攻,是在兵变当天的同一时间,是兵部侍郎黄懋官死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但《明史》编撰者为了将武臣刘世延的功劳转给文官李遂,将两件事强行记载到前后两日不同时间,弱化刘世延的积极作用。

后续,为了解释刘世延为何突然在劝退乱军后消失,《明史》中称刘世延在兵变前已经被罢官,根本不可能参与兵变的实际处理。而刘世延罢官的原因也很巧合。兵变发生在农历二月,当月早些时候,刘世延上奏恢复军队补役收粮事宜。南京最高军事长官,刘家的死对头徐鹏举拒绝在刘世延的奏章中签名。刘世延愤而代签,直接上报明廷。徐鹏举知悉,立马联合南京兵部尚书等官员辩驳,扬言必须严惩刘世延,最终导致刘世延罢官闲住。

到底刘世延罢官是在兵变前咎由自取,还是在兵变后,被眼红嫉妒的无能长官徐鹏举和兵部官员故意构陷?有待后续详论。暂不提《明史》被史学界公认前后矛盾、错漏百出,难以取信。且看《明神宗实录》这本原始史料,是如何评价刘世延平息兵变的功劳。

《实录》中提到,刘世延因犯法而罢官多年。时隔十多年,万历十一年,兵科给事中王亮上书万历皇帝称:“今刘基之裔刘世延,有定变功,被权相(即张居正)倾陷,拟罪夺爵,大为可惜……上命刘世沿着复爵。”由此可以证明,刘世延平息南京振武营兵变的功劳,在当时是被万历帝和明廷认可的。

但一番颠倒黑白草作下,刘世延在史书上,彻底变成一个懦弱胆怯的不成器武将,罢官期间还惹是生非,被乱军裹挟。而李遂则是慷慨机昂、不惧刀兵的凛然士大夫文官典范,成功平息兵变。

历史资料斑驳难辨,抽丝剥茧的推理仍旧难有定论。但是,在刀剑加身的危急时刻,在平日里作威作福的长官徐鹏举无能为力时,少年诚意伯刘世延毕竟挺身而出,独挡众军,一言退之,值得肯定。再后来,刘世延因功受赏、备受皇帝宠幸,却恃宠而娇,以至于屡屡犯法害民,最终被论罪下狱而死,结局可悲可叹。(见《明史·骆问礼传/孙居相传等》)

文/读书人姜望松 专注于明史,爱好寻章摘句,聊以飨众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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