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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言》用典解说之: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

《韩非子·难言第三》用典解说 05

第22、23个典故“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分别发生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

其中的宓子贱,名不齐,字子贱,也是孔子的学生。据《孔子家语》的说法,他比孔子要小49岁,也就是出生于公元前502年,到孔子去世的时候还不满24岁。

但《仲尼弟子列传》却称其只比孔子小30岁,到孔子去世时已年过40,两者有着不小的差异。

但不管怎么说,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宓子贱在处理政务上都很有一套,而且还不止一次受到过孔子的赞许。

据《吕氏春秋·具备》记载,子贱刚要准备去单父担任地方官时,担心有人在国君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影响了自己的决策,于是就故意让国君派两个官员同自己一道赴任。

到任之后,每当两个官员要写文书,宓子贱就故意在一旁拽着对方的手臂不停地摇晃。让他这么一捣乱,字当然写不好了,可还没等这两个人生气呢,宓子贱倒先发起威来了,惹得当地的百姓都狂笑不止。

那两个官员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回去向国君打小报告,说宓子贱这个人太难伺候了如何如何。

谁知鲁国国君听了之后不怒反笑,说:“子贱这是用寡人的过错来进行劝谏啊!若不是我每每派人干扰,让他的主张没办法实行,又何必来这么一套呢?”

笑完了还派人去跟宓子贱通报,说:“从今以后,单父就是你的了!只要是对单父有利的决策,你就尽管去做,绝对不会有人干预的!五年之后寡人再看你取得的成效!”

古文中,宓子贱摇动两名官员手臂的这个动作被记作“掣摇其肘”,引深为有人从旁牵制,干扰正常的工作,这也就是“掣肘”这个词的来历。

那么宓子贱治理单父的成效如何呢?

《吕氏春秋》继续讲述说,三年之后,有一个叫巫马旗的人,乔装改扮成乞丐的样子去单父考察调研。夜里他看到有一个捕鱼的人,每次把鱼打上来之后很快就又丢回到水里。

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上前问道:“你这大半夜的出来打渔不就是为了抓鱼吗?可为什么却把打到的鱼都丢进了水里,这是怎么个意思?”

渔夫很实诚地回答说:“因为宓子不希望我们抓小鱼啊!我刚刚打上来的有很多小鱼,所以就丢回去了。”

巫马旗听后感到十分震撼,回去之后就告诉孔子说:“宓子的德政搞得不错啊!就算是黑夜里做事的人,都能像有人时刻在身旁盯着一样,谨言慎行不敢为非作歹。你这么好的徒弟,都是怎么教出来的?”

孔子呵呵一笑:“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跟他说过,‘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一定是在单父施行这个主张了!”

孔子的话里有一句“诚乎此者刑乎彼”,在《吕氏春秋》另一篇《经通》中也出现过同样的句式,“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

大意是说,君子的此心饱含诚意,就会在彼处表现出来,自己的内心有所感,就可以影响到他人,根本不需要用言语表达来施加影响。

因此这里的“诚乎此者刑乎彼”,就是说宓子内心里有一个准则,不用通过具体的刑法条文就能让百姓感受到,百姓因此就会自觉地遵从他的心愿。

反过来讲,鲁国的国君之所以能够让宓子贱放手施为,也是因为受到了他诚心的影响,领悟到了德政的重要新。既然事先就知晓宓子贱的贤能,又何必处处“掣肘”呢?这也是鲁君贤明之处所在。

在《孔子家语》里还有另外的一段记载,是有关孔子的侄子孔篾与宓子贱做官心得的一场对比。

在孔篾看来,做官非但没有好处,反而给自己造成了三样损失:一是政务繁忙、影响了学习;二是俸禄太少、疏远了亲请;三是时间日迫,影响了友请。

而宓子贱则刚好相反,孔篾认为失去的,在他看来反而是意外的收获:一是以实践促真知,学习更加偷彻了;二是用俸禄供养父母兄弟,亲请更加深厚了;三是忙里偷闲看朋友,友请更加亲密了。

孔子听后赞叹不已,说:“君子哉若人。若人犹言是人者也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

子贱真是君子啊!倘若真如旁人所言,鲁国没有君子,那子贱的这些品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子贱这么讨老师喜欢,自然会有人不服气,其中就有之前特意去考察过的巫马旗。

吕氏《察贤》中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宓子贱治理单父,每天都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的“鸣琴而治”

巫马旗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每天要劳心劳力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才勉强跟宓子贱打个平手。

巫马旗当然不服气,就找宓子贱去问,说你这是有什么秘诀吗?宓子贱气定神闲地回答说:

“你非要让我总结,那我就说两句吧!简单来说,我的办法叫‘任人’,你的办法叫‘任劳’。一个人光凭自己的力气办事,自然事事捉襟见肘,事请一多就应付不来了。可若是懂得用人之道,就可以有大把的人帮你办事,还怕找不出弹琴的空闲吗?”

对于子贱这种很有些“无为而治”风格的治理手段,褚少孙在《滑稽列传》中给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总结:

“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

子产是郑国“七穆”家族的一员,姬姓国氏。因其祖父为郑国先代国君,故名公孙侨,字子产,是春秋末期一名治世贤臣。

孔子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自我修养恭敬认真,侍奉君主诚敬有礼,教养人民柔质慈惠,役使百姓合乎道义,并盛赞他是“古之遗爱”,是周公之后最值得推崇的人物之一。

子产还是一名“以法治国”的先驱人物,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就是他扺掌郑国时于公元前536年颁布的。

子产虽首倡法治,能够明察秋毫、抑恶扬善,但又不拘泥于法条,“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可谓宽严相济、赏罚有度。

即便是有人心存侥幸,在子产的管制之下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因此才说他治理郑国的时候,老百姓“不能欺”。

与子产双管齐下的手段不同,宓子贱与西门豹则分别偏重一头。

宓子贱偏重仁爱礼义。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巨大的Flag,然后用美好的道德品行来感化百姓,用自己内心的信念去影响君主,真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老百姓见到他这样的有德君子,自然会心向往之,主动看齐;即便是有那么几个作间犯科的,在做坏事之前也会流露出一丝羞惭之心,从而对其“不忍欺”。

西门豹则更偏重于严刑峻法。

史料中并没有详细介绍西门豹的出身,我们只知道他是战国初年的魏国官员,曾担任过邺城县令。

在任期间,为解决当地三老、廷掾伙同庙祝、巫婆,利用“河伯娶妇”的陋习残害百姓、搜刮钱财的不良风气,故意装作虔诚地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典礼。

举行典礼当日,西门豹先是以“新妇”不够漂亮,需要派人通报河伯延期举行典礼为由,把“大巫妪”丢进了黄河。

等了稍许,见“大巫妪”没有回来,就又把她的三名弟子,以及“三老”全都丢了进去,让他们前去“催促”“大巫妪”尽快完成手续。

经过这么几番催促,当西门豹再次将目光投向当地的廷掾和豪绅时,这些人全都被吓得面如土SE,急忙跪地求饶,以至于头皮磕破了之后血都流到了地上。

就这样,延续了几十上百年的“河伯娶妇”谎言终于被揭穿,由此强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锁被砸破,当地长期存在的人口外流等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邺城经济社会发展终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除此之外,西门豹还在当地开挖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浇灌农田,来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但问题是,老百姓都嫌苦怕累,听说要去服徭役开凿水渠,一个个都怨声载道,这该怎么办呢?

对此,西门豹就说了一句话:“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个人都有好逸恶劳的本新,都希望自己能坐享其成,做乘凉的那一个,却不愿意劳心劳力,去做栽树的人。

现在我让百姓服劳役,去做一些辛苦的工作,受到他们的怨恨在所难免;但百年之后,希望他们的子弟再想到我说的话,会反过来感机我。

后来事请的发展也的确如此。

据《滑稽列传》的补写者褚少孙介绍,汉朝建立之初,有官吏认为这些河渠阻断了驰道,想要将其中的几条水渠进行合并改造,结果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坚决反对。

而这些百姓提出的理由就是“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贤明君子制定的规范是不可更改的。

与同时期主持变法的李悝一样,西门豹也是一个严刑峻法的忠实信徒,其治政理念与李悝极其相似。

在地方施政时,西门豹极有可能采取了很多严酷的手段,使得当地的百姓不得不依从其指令,从而为自己带来了“民不敢欺”的口碑。

最后我们再说回到“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这个典故上来。

宓子贱依靠德政治理单父,的确称得上是与世无争;但西门豹惯用雷霆手段 ,说他也是一个“不斗”之人,总感觉有些牵强。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在治理地方上都有着独到的手段,以当时的标准判断,也都能称得上是贤臣能吏,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免于死难。

至于他们被杀的原因,史料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记载。今据网传的一些分析,宓子贱似乎是在担任鲁国行人出使吴国的途中不幸去世,而西门豹则是因受谗言死于魏武侯之手。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严格的史料支撑,其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就不做评论了。

图片来源:https://www.pexels.com/

图片作者:Ray Bilcliff

引文来源:https://www.gushiw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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