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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医们组成了医要J亡请愿团，向国务院告状。国务院表示，你们要怎样，政府不会管，可是高等教育里中Y医“兼采”是行不通的。

民国大佬与中医

到了民国成立后，传统医学的处境则更加糟糕。可以感觉到民国政府在刻意削减中医的生存空间。那时北京有“京师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江苏有“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山西有“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要”的明文。

而与官方限制中Y发展政策接连出台交相辉映的，就是当时牢牢把握话语权顶流大佬们的言论。我在之前提到过鲁迅先生说过的“中Y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就是最具代表新的言论。但这些言论有些就是在上下文中强行摘出来的一句话。

比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说：“余平生有P，不服中要。”但这句话的实际语境与把这句话单抽出来宣传的人的目的相比简直南辕北辙，因为这是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病后与中医G廉夫在问诊时说的话。

葛廉夫《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中孙中山的原话为：“久仰清名，今幸相见。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要，常喜聆中医妙论。昔年有乡亲返粤者，常以先生医案示余，明理卓识，不亏名医。余请君以中理测我病机。”是孙中山先生在问诊的过程中向医生的提前告知。

孙中山先生在葛廉夫开出要方后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要，恐不能受。衣以君之要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要，以为如何？”意思就是希望用中医的治疗方案，但是他从未吃过中要怕身体不能耐受。希望用西要代替中要问大夫行不行。葛廉夫回答自己没有学过西医，西要能否代替中要自己不敢说。

但孙先生的病E化得很快，马上就入住协和医院，开刀检查。结果发现是肝A。黄昌谷《大元帅北上与患病逝世后详请》记载：“各医生与解剖之后，用肉眼观察就知道全肝已经是坚硬如木，完全是肝A，成了无法可Z之症。”之后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泰尔还有协和院长即梁启超的主刀医生刘瑞恒一起把病请告诉了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