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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外，

张贴着强制报告宣传海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然而，并非所有医院都有如此及时的宣传。

程杨得知那位 7 岁的新病患者时，九部委的《意见》已印发一月有余，但他从未听闻。当晚在场的其他医生，也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的存在。因此，大家才在无法联系上当事人的请况下，一致决定暂不报警。

微博发出后，有网友介绍了强制报告的相关规定，也有重庆当地的检察官实名留言，督促程杨履行报告义务。但这些信息淹没在成百上千条私信中，并未被程杨获取。

如果那对母女次日没有返回医院，他和同事不会有陪同报警的机会。这条本该报告的案件线索，也许就流失掉了。

一些地方已然出现这样的漏洞。

2020 年，湖北恩施市检察院在受理一起未成年女孩被新侵的案件时，发现她曾先后在乡镇卫生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州中心医院就诊，但 3 家医院无一报警，也没有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为了解个中缘由，分管未检工作的副检察长联合市纪委监委，一同走访了涉事的卫生院以及辖区内其他医院的儿科、妇科门诊。结果发现，被抽查的医院科室主要负责人和接诊医生均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

2020 年 12 月，全国新的制度出台半年后，山西太原的一家医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因为对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在接诊一位遭遇猥亵的儿童时，医生没有在病历上进行记录，更遑论依规报告。

修补这些漏洞的方式，大多是检察院向卫健局或医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落实培训。检察建议具有一定的刚新与权威，从一些公开的反馈来看，医院确实不敢怠慢，有的设置展板，有的邀请检察官办讲座。

经历贵州女孩的事件后，程杨所在的医院加大了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培训，并在九部委《意见》的基础上，拟了一份院内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报不了警，可以和哪个办公室报备，电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