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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仁宗一朝，赵祯从未在朝堂上公开赞扬或是贬斥任何一位臣子，这看起来并不起眼，却是避免党争、保持稳定的关键。 身为皇帝，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支持谁、反对谁，都不应该让臣子发现，一旦被臣子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投机取巧，借皇上的手打压政敌，在物资上搜刮百姓讨好皇帝。如果皇帝的态度不偏不倚，臣子们自然就没了争权夺利的心思，剩下的争执只是观点的碰撞，并不会危害到国家利益。

这就是宋仁宗的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同时却牢牢把控着刹车的开关，因此，仁宗年间有四真之说：富弼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学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瑷是真先生。宰相有权而不滥用，翰林学士身为参谋尽职尽责，御史清廉能干，而胡瑷独创的集经义和实务于一体的湖学，被定为“太学法”推行全国。官员不谋私则百姓得利，因此仁宗一朝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与民休息，这也是宋仁宗赵祯逝世之后，百姓纷纷自发哀悼的原因，他给了子民一个最繁华的时光，真正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不折腾。

三、文官武将共同的努力。

任何一个朝代的昌盛，都离不开文臣和武将们的努力，我在这里选取了真宗、仁宗期间最具有代表新的三位名臣，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作为。

首先，我们来看看真宗时期的寇准。

1004年，北宋和契丹的战争刚刚开始时，朝堂上大多数臣子都很悲观，赵光义三十万兵败的音影让他们从心底怕了契丹铁骑，契丹一路南下，宋朝几乎是屡战屡败。以王钦若为首的主和派主张让真宗南迁以躲避辽国的入侵，而赵恒本来就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看到契丹骑兵来势汹汹更是惶恐不安。这时，只有寇准一个人站了出来，不仅痛骂了朝堂中主张迁都的大臣，还针对当时恶劣的战况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方法：一方面调兵遣将，使朝廷派出的每路兵马能够互相接应；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偷袭契丹军营和粮道，打乱契丹的军事部署，延缓契丹骑兵南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