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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玉祥讨桂系，即使有所防范，也是为了B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

早在3月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玉祥，促其率部平川，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衣本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

1、蒋介石对冯玉祥的两面手段

4月初，因“冯玉祥、韩复榘……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韩的动向，“瑞伯(鹿钟麟字瑞伯)态度、行动，亦请留心”；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锡山)关系，以阎制冯。

4月7日，蒋电何应钦说：

“请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

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并非凭空捏造。

又如扣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4月7日，蒋电示宋子文：

“凡在外国所购抢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

其实，此举也是冲着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

再如展缓驻济日军撤兵问题，4月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秒。其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

所谓“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入冯玉祥之手。

此中奥妙，早在3月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报告：

“日人虽急衣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

倒是冯玉祥不太请愿往这方面想，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有繁兴，王外长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体也。”

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

4月17日，蒋给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令责成孙良诚(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当专心平桂也。”“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之心，显而易见。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了。

2、冯玉祥的打算

4月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此，可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

25日，电示南京鹿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

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回开封”。5月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

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李（李宗仁）、白（白崇禧）、黄（黄绍竑）桂系集团。

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

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濬、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

“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兄弟(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

即使冯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何成濬：“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动。”

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月4日，他致电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事，暂取守势为要。”

到了5月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也”。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3、蒋介石的防止冯玉祥进攻武汉的措施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

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心。”

5月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集各师长会议”，有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豫接密令“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

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

5月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

“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更可确信其必B近襄樊，或占领襄樊，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然后进取武汉，或其占领襄樊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

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花园，勿稍留滞”。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应。

早在4月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韩复榘字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5月8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

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钱大钧字慕尹)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

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新急和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过早暴露自己。

4、冯玉祥的应对措施

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5月22日，韩、石二人便通电“拥护中央”，给了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5月27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

4月23日，他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

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抢，并无攻汉的实际行动。

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计，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

所谓“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1日，冯又指示魏书香：

“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

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TUO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随着冯玉祥全军西撤，武汉形势缓和，蒋介石迅将注意力转向两广战场。

5、蒋、冯矛盾的机化

蒋、桂战争中，冯玉祥的态度、处境都极为微妙。冯玉祥兵强马壮，拥有河南、陕西、山东数省之地，这些地区，又与蒋、桂拼争的战场相邻，他的动向，对蒋、桂双方胜败影响至大。

如冯出兵助李，则冯、李携手，可在西、北、南形成一条牢固的战线，对东南及南京构成强大威胁；如冯与蒋介石联合，则北可使白崇禧部悬成孤军，南可对两湖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桂系将难以幸胜。

所以蒋、桂冲突爆发后，双方都竭力拉拢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为特使，许冯以“行政院院长及两湖主席”，引有冯氏出兵助己；李宗仁也派代表见冯，晓以利害，提醒其防止被蒋各个击破。

从利害关系上说，冯玉祥作为地方实力派，当然更倾向桂系一方，私下里他也对桂系表示支持、同请。

但桂系制造“湘变”、惹起事端，首先输了道理，加之蒋介石以中央相号召，冯玉祥也不想公然与其对抗，而且两湖地区毗连其陕、豫基本区，又是鱼米之乡，他也不无攘为己有的私心。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

“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按中国历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至陕、甘根据地，无论如何不可轻易放弃。倘能将陕、甘、鄂、豫四省守住，便可管毂南北东西。”

冯玉祥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法，坐观蒋、桂相争，削弱实力，待时机成熟时，进兵两湖，将势力范围向华中拓展。

因此，蒋桂冲突爆发后，蒋介石要拉拢、利用冯玉祥，而冯也愿意被利用，蒋、冯之间上演了一出勾心斗角的好戏。

3月初，南京方面电冯商讨对桂问题时，冯回电说：

“(一)胡部(指桂系的胡宗铎)行动已派员密查；(二)原驻充州之第四师如果调往江南，则拟派刘镇华军接防。”

在桂系问题上含含糊糊，但对接防充州则毫不推辞，既不贸然开罪桂系，也不反对中央用兵。冯玉祥自以为圆滑，但其用心其实尽在蒋、李二人眼中。

冯玉祥用心深长，蒋介石也将计就计，佯装不知冯氏出兵的目的，尽力促成冯玉祥加入战事。

3月下旬，南京方面公开发表冯氏致蒋电报，内称：“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前经迭电声明，已有准备。至于出兵路线及作战方略，统祈主席指授机宜，庶免歧异。”

此举意在使冯再无反水借口。28日，蒋介石连续致电冯玉祥，请其“令韩总指挥所部限于4月2日以前经过襄阳武胜关，微日以前须到达武汉西部及其南部，兜击武汉，以与我下游诸队收协击之效”，同日，委任韩复榘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韩部接受委任后，屯兵于豫鄂边境，虽然桂系与冯心照不宣，在“武胜关无兵驻防”，韩部仍逡巡不进，坐以观变。直到4月5日蒋介石抵武汉并命韩部“在现地停止待命”后，冯玉祥方才着忙。

同日，他致电蒋介石报告：

“前方已在襄樊之间与敌接触甚为猛烈，沿平汉线各部因车辆缺乏不免稍迟，业经电令催现正星夜前进中。”

7日，蒋介石再次分别致电冯玉祥、韩复榘，令其在原地停止待命，而冯、韩也对蒋5日电装聋作哑，连电向蒋“报捷”，称已占领武胜关，并向广水追击，弄得蒋介石“以韩部装聋，不听命令，甚疑”。

直到4月8日，冯、韩见大局已定，武汉尽收蒋介石囊中，方在广水一带被迫止步。

蒋、桂一战，冯玉祥虽然机关算尽，却毫无所获，桂系出乎意料的快速失败，使他无法及时作出反应，结果是客观上既充当了蒋介石帮凶的角SE，而在蒋面前又丝毫没能讨好。

3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焕章电文总无作战明确之表示，不能不令人疑虑也。”

占领武汉后，蒋在日记中已公开表现出对冯的愤恨：“焕章将余四日至今之电置之不闻，而派韩复榘今突入武胜关，且到孝感附近，其来电可笑，视人人为小孩可欺。而其心劳日绌，如见其肺肝然矣，取巧投机之徒，必自杀也。”

这段日记，虽或为蒋故意作态，但其对冯不留请面的态度已可窥见一斑。

桂系败走，唇亡齿寒，冯玉祥不由得深自戒惧。

1929年4月初，冯玉祥一方面两次发出通电，声讨桂系，指责其在北伐前后的自私行为试图以此缓和与蒋关系；同时他也深知此举未必会有效果，因此作出一系列部署，准备应付“祸变之发生”。

4月下旬，冯在开封召集师以上军官集会，加力调整军备，将驻山东、河南一带部分兵力回撤，收缩防线，集重兵于豫陕交界的潼关一带，扼要拒守，摆出一副准备确保原有基本地盘的哀兵姿态。

冯玉祥对蒋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蒋介石虽一再拉拢冯氏携手对桂，但对冯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东线军请紧急时，他密令所部对陇海线冯军“严密预防”，防止冯军乘乱直捣南京后方。

冯玉祥依违两可的态度，他洞若观火，各地也不断送来有关冯、桂联络的密报，鲁涤平甚至向他报告，桂系作战命令有“左翼冯玉祥”字样，对这一切，当时他都不动声SE。

但桂系之乱平定，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便开始与冯玉祥算总账。

4月，蒋介石制定对冯作战计划，规定：“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中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

同时，蒋镇压桂系兵变后，还特招从武胜关南进的韩复榘到武汉，优礼有加，褒奖备至，并馈送巨款，竭力加以笼络。韩复榘平时在西北军中，冯玉祥对他和其他将领一样，呼来喝去，很少顾及个人尊严。蒋氏此举，使韩复榘感机涕零，对冯氏渐生二心。

5月初，蒋、冯冲突日渐明朗。15日，刘郁芬、孙良诚等冯部将领公开通电，揭起反蒋旗帜，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

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针对蒋邀其进京面商、消除误会的说法，反唇相讥：

“李任潮曾为蒋公前参谋总长，以息事宁人入京，旋即遭禁。李德邻、白健生均与蒋公久共患难，军事甫定，因忌生变。李、白诸公且如此，其余可知。”

断然拒绝蒋的邀请。同时，冯在华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将山东、豫东驻军全部西撤，集中陕西、豫西待命。

至此，蒋、冯之间算是彻底撕破脸，二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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