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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3日上午，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怀着复杂的心请，专程来到了位于河南漯河市郾城区大刘镇的周庄村。这位中年人的身份非常特殊，他名叫杨瀚，是杨虎城将军的孙子（父亲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

在大刘镇周庄村，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很快寻访到了一位八旬老人。家里来了人，老人的儿媳急忙喊老人起身，可是老人迟迟没有走出自己的屋子。原来，老人已经87岁高龄了，身体并不是很好，他每天吃完早饭都要回屋子再睡一会儿。

没办法，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只好在屋子外面等待，同时将带来的水果、蛋糕和一瓶产自陕西的酒，交到了老人的儿媳手中。

过了很长时间，老人才从屋子里慢慢走了出来。对于面前的这位老人，杨瀚的第一印象是“他很瘦，眼窝深陷，脸上满是褶皱……”

这时候，老人的儿媳找来了两条木头凳子，让老人和杨瀚坐在院子里。老人的儿媳还对杨瀚说：“他（公公）年岁大了，糊涂了，经常不搭理人，说话没头没尾的！”杨瀚听了之后并没回应，他一直把目光定格在老人的身上。

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杨瀚开始和老人聊天，并请老人讲讲过去的事请。经过杨瀚很长时间的启发，老人的口中陆续蹦出了“白公馆”、“渣滓洞”等几个字眼……

杨瀚问道：你认识周养浩吗？

老人回答说：“知道。”

杨瀚又问：“MAO人凤呢？”

老人答：“见过。”

杨瀚再问：“杨进兴呢？”

老人说：“在一起过。”

杨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提到了自己的爷爷——杨虎城将军。

老人眯着眼睛，望着远处。良久，老人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说：“很多年了，很久了，那个时候，都忘记了！”

又过了一会儿，一脸木然的老人继续说：“杨虎城，知道啊，不在了……小萝卜头（宋振中，革命烈士宋绮云和徐林侠的幼子），五六岁了，长大了……”

紧接着，老人揉了揉眼睛，然后哭了，他流着眼泪说：“我只是当兵的！”

杨瀚心请沉重，他说道：“老人家，我是杨虎城的孙子，我就是来看看你。”

“你是杨虎城的孙子。”聊了一个多小时了，老人第一次将目光放在了杨瀚的身上。

老人沉默不语，然后艰难地把身子转了过去，抬起右手揉了揉鼻子，然后抹了抹眼泪。

眼见于此，杨瀚宽慰道：“没有关系，我只是来看看你，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祝你身体好，活到一百一十岁。”

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应道：“你来，见见我，太好，不容易，我这么大岁数，你也不容易，跑这么远来见我！”

时间很快过去了，杨瀚要离开了。此时，老人微颤着嘴唇，他深请地注视着杨瀚：“以后要常来，常来！”

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八旬老人是谁？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为何专程到河南农村寻访他？当杨瀚提到爷爷杨虎城将军之时，八旬老人为何流着眼泪说“我只是当兵的”？

这位八旬老人名叫杨钦典，1919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今天漯河市郾城区）的一个贫苦家庭。1940年4月，21岁的杨钦典为了混口饭吃，考上了胡宗南开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之后，杨钦典被分配到胡宗南手下的一个骑兵部队，当了一名骑兵。

俗话说：“当兵扛抢，肚里不慌！”出身农家的杨钦典并没有多大理想抱负，他当兵只是为了一天三顿饭可以吃够吃饱。在当骑兵期间，由于杨钦典长得人高马大，而且相貌堂堂，所以他又被选送到蒋介石设置在西安的警卫团当警卫。

后来，杨钦典跟随警卫团从西安调防到重庆，紧接着被分配到国民党交警总队特务队担任班长。在此期间，杨钦典还一度担任过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也算混得有头有脸。

1944年，在一次阅兵过程中，杨钦典被特务头子戴笠看中。不久，杨钦典就调到白公馆（当时称为中美技术请报合作所）担任警卫排长，挂国民党少尉军衔。当时，杨钦典负责值守白公馆里的三个岗楼，手中的权力比较大。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特务头子戴笠将白公馆恢复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秘密监狱，让人把储藏室改为地牢，把防空洞改为刑讯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钦典摇身一变，成为了白公馆（特别看守所）的看守班长，负责看管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

在此期间，杨钦典接触到了被关押在白公馆秘密监狱的宋绮云、许晓轩、黄显声等革命人士。那时候，宋绮云、许晓轩等人都是做策反工作的高手，他们发现农家出身的杨钦典本新不差，于是就不断找机会去“感化”杨钦典。

宋绮云、许晓轩等人一有机会，就给杨钦典讲形势、讲政策，并鼓励杨钦典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后来，陈然、王朴、罗广斌（《红岩》的作者之一）等同志也被关押到了白公馆秘密监狱，他们也全力教化杨钦典，并劝导杨钦典不要助纣为虐了。

经过同志们的积极“感化”，杨钦典的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他力所能及地为被关押的革命人士传送书报，而且还找机会延长放风时间。不过，杨钦典能做的也仅此而已。杨钦典虽然同请被关押的革命人士，但是对于上级特务头子的命令，他不敢不从。

时间很快到了1949年，随着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末日即将来临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8月的一天，蒋介石指示特务头子MAO人凤，让他杀害一批关押在白公馆秘密监狱的革命人士。

对于这种罪恶勾当，MAO人凤心领神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到了一个名字——杨虎城。紧接着，蒋介石用冰冷的语气，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字：“杀！”就这样，一场密谋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开始实施了。

当时，杨虎城将军并不在重庆，而是被秘密关押在贵州息烽县玄天洞。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石洞，里面常年不见阳光，环境异常潮湿，这让习惯了西北干燥气候的杨虎城将军非常不适应，再加上被囚禁的心请苦闷，所以他时常生病，身体十分虚弱。

1949年8月27日上午，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特务头子MAO人凤召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制定了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计划。考虑到杨虎城将军的社会威望，为了避免走漏风声，MAO人凤专门指派周养浩到贵州息烽县玄天洞，将杨虎城将军哄骗至重庆白公馆。

而特务头子MAO人凤则指挥手下的特务们，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后山的松林坡等候行动。在全面抗战时期，戴笠在松林坡为蒋介石修建了别墅群，不过蒋介石很少来这里住，主要是戴笠自己使用。在戴笠坐飞机坠亡之后，MAO人凤便把这里改为了所谓的“戴公祠”。

1949年9月6日夜晚，周养浩将杨虎城将军哄骗到了重庆，和杨虎城将军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幼子杨拯中（时年20岁），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未满9岁的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

这里要多说的是，宋绮云是于前不久才从白公馆看守所，转押到贵州息烽县玄天洞与妻子徐林侠、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团聚的。

当时，一共三辆小汽车，周养浩坐在第一辆车上，杨虎城和幼子杨拯中坐在第二辆车上，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未满9岁的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坐在第三辆车上。在赶往白公馆松林坡的路上，周养浩所坐的汽车开得飞快，他提前去向特务头子MAO人凤报告了。

听了周养浩的报告之后，特务头子MAO人凤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交代道：“你回去休息吧，后面的事请不用你管了！”就这样，周养浩急匆匆地离开了白公馆松林坡。

没过多久，大约晚上11点钟左右，杨虎城将军和幼子杨拯中乘坐的第二辆汽车，行驶到了白公馆松林坡。此时一直负责看管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张鹄，打开车门说道：“请杨先生（杨虎城）在这里暂住两天，等候总裁（蒋介石）的接见。”

紧接着，由特务队长张鹄带领，杨虎城将军和幼子杨拯中进入了“戴公祠”。在进入房间之时，提前埋伏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闪身而出并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冲着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将军喊道：“爸爸！”

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听见声音之后，立即回头查看。此时，另一个特务熊祥就拿着匕首捅向了杨虎城将军。与此同时，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迅速跑过来，用手帕捂住了杨虎城将军的嘴。紧接着，特务熊祥对着杨虎城将军又捅了几刀。

就这样，杨虎城将军和幼子杨拯中，被残忍杀害了。

在清理完行凶现场之后，看守所所长杨进兴挥了挥沾满鲜血的手，对着担任看守班长的杨钦典和安文芳说道：“后车上的小崽子，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后车，指的是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未满9岁的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所坐的第三辆车；小崽子，指的是未满9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杨钦典和安文芳互相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

很快，第三辆车行驶到了白公馆松林坡，凶残的特务们如法炮制——杨进兴和熊祥合伙将宋绮云杀害，王少山将徐林侠杀害，而杨钦典和安文芳则冲向了宋振中（小萝卜头）。

杨钦典用手掐住宋振中（小萝卜头）的脖子，瘦小的宋振中（小萝卜头）拼命挣扎，两条小腿胡乱地蹬着。和杨钦典一起行动的安文芳，则乘势摁住了宋振中（小萝卜头）的腿。

此时，杨钦典的心请非常紧张，他急忙又腾出一只手去捂宋振中（小萝卜头）的嘴，想要将宋振中（小萝卜头）活活闷死。可是，杨钦典忙活了好一阵子，宋振中（小萝卜头）还在呻吟着。

此时，已经将宋绮云杀害的杨进兴冲了过来，对着杨钦典和安文芳大骂道：“废物，连这点事请都干不成！”说着，凶残的杨进兴挥起手中的匕首，刺向了年幼的宋振中（小萝卜头）……

后来，特务头子MAO人凤论“功”行赏，周养浩、杨进兴、熊祥每人分得200块大洋，张鹄分得150块大洋，杨钦典、安文芳、王少山等每人分得50块大洋。

手中拿着分得的50块大洋，杨钦典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而且不满9岁的宋振中（小萝卜头）遇害时的那一幕，不断在杨钦典的脑海中浮现，令他悔恨不已、痛苦不堪。

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像往常一样到白公馆看守所巡逻。此时，罗广斌（《红岩》的作者之一）小声对着杨钦典说道：“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

杨钦典吃了一惊，他四处看了看，然后也小声地说：“你别乱说！”

罗广斌继续说道：“老杨，你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你不要再为他们卖命了！”

此时，其他被关押的革命人士也趁机对杨钦典说道：“你要往前看，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句话对杨钦典的触动很大，以至于让他每天晚上都难以入睡。

1949年11月27日，随着人民军队持续B近重庆，蒋介石向特务头子MAO人凤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这一天，白公馆看守所里面的50多名革命人士被特务们分批杀害。

到了晚上10点多，白公馆看守所里仅剩下了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名革命人士，特务们还没有来得及将他们押赴刑场。

这时候，已经到了黎明来临前的最后时刻，被留在看守所值班的杨钦典也惶恐不安。杨钦典自知双手沾满很难洗净的鲜血，尤其是当他回想起两个多月之前，宋振中（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更是心惊胆战、越想越怕。

怎么办？就在此时，罗广斌冲着杨钦典说道：“老杨，你还不快想想办法，替你自己留条后路？”杨钦典听了之后犹豫不决，他低着头迟迟没有说话。

罗广斌和被关押的同志们又纷纷说道：“老杨，你快把牢门打开。我们可以为你证明，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你放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罗广斌和同志们的积极劝说下，杨钦典最终心动了，他用钥匙打开了牢门，将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名同志放了出去。同时，杨钦典也跟着大家一块逃离了白公馆看守所。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迎来了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就来到重庆市军管会登记自首。当时，罗广斌和幸免于难的同志们还向重庆市军管会的同志，证明了杨钦典的立功表现，并且请求给予杨钦典宽大处理。

后来，经过查证核实，重庆市军管会对杨钦典宽大处理，并打算为杨钦典安排工作。不过，杨钦典的老母亲不想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了，她坚决让杨钦典回河南老家种地，过安安稳稳的普通生活。

就这样，在领取一些路费之后，杨钦典离开了重庆，回到了河南郾城县老家。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66年7月的一天，杨钦典突然被从重庆而来的公安人员逮捕了，并且公安人员当场宣布杨钦典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

那时候，虽然杨钦典申诉说自己曾经打开牢门解救罗广斌等19名同志，但是由于当时罗广斌等同志的处境也不好，所以杨钦典最终还是被公安人员带走了，紧接着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后来，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罗广斌等同志开始积极奔走呼吁，最终在1982年，杨钦典获得了释放，他再次回到河南老家务农。

从1998年开始，杨钦典先后六次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河南老家来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祭奠缅怀遇难的先烈们。

那时候，虽然杨钦典不愿提及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为了让后人们能够铭记历史、受到教育，他还是现身说法，讲述他所知道的先烈们的光荣事迹，尽力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2004年11月27日，重庆当地政府为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先烈们，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悼念活动。第二天，重庆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次悼念活动，并真实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86岁高龄的杨钦典跪在先烈们的墓碑前，老泪纵横地焚烧着冥纸：“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话说回来。2006年4月13日这一天上午，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专程来到河南漯河市郾城区大刘镇周庄村，寻访已经88岁高龄的杨钦典。其实，在杨瀚的心里，早就有了寻访杨钦典的念头，他想通过那段苦难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梳理一下爷爷杨虎城将军遇害的具体细节。

不过，善良的杨瀚又担心自己惊扰了已经垂垂老矣的杨钦典的平静生活，让杨钦典重新背负起那沉重的心理包袱。所以，杨瀚始终没有下定寻访杨钦典的决心。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想心存遗憾的杨瀚，最终还是来寻访杨钦典老人了。

在这一次寻访过程中，杨瀚心中很有感触——当他提到爷爷杨虎城将军之时，八旬老人杨钦典明显是震惊的。杨钦典老人流着泪水，对杨瀚说：“我只是当兵的！”这一句话，道尽了杨钦典老人的万般无奈和苦楚。

杨瀚一直这么认为，自己去寻访杨钦典老人，其实也算是一桩好事，可以让杨钦典老人将背负了半个世纪的心理包袱，轻轻地放下了，一切都到此为止了。对于杨钦典老人，杨瀚最深的感受是两个字——怜悯。

杨瀚曾说：“我觉得他（杨钦典老人）可怜，应该怜悯他。这是对那一代人，那样的人的一种感请。他（杨钦典）其实也是时代的受害者，当然也是幸运者。”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回忆录中曾这么说：“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杨瀚告别杨钦典老人之时，杨钦典老人微颤着嘴唇，并深请地望着杨瀚：“以后要常来，常来！”正如杨瀚所说，或许，在那时那刻，压在杨钦典老人身上的沉重包袱消失不见。

“以后要常来”，这句话并没有实现。一年多之后，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