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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为啥不称日本是“病夫”?赔偿仪式上,30名武士现场表演切腹

“东亚病夫”是我们不愿听到的一个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词代表着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有趣的是,西方人似乎仍活在近代历史带给他们的优越感中,对中国人的偏见仍未消除。这不,最近许多涉及“辱华”的新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漫威电影《上气》的选角事件也成了当红话题。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场漫长的赛跑,中国几乎一路遥遥领先,却在临近终点线时跌了一跤。也就是趁着这个功夫,不但西方国家瞬间反超,连一直倒着数的日本也拼了命地冲到了前面。这段历史让人看着揪心,然而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几乎整个东亚都处于历史低谷期,为啥偏偏把地盘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称为“东亚病夫”呢?

人们所说的“东亚”通常是指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和韩国这5个国家,放在约一个世纪前那会儿还没有韩国,剩下的四个国家里,蒙古处于俄国的庇荫下,基本上没啥戏份。朝鲜更是弱得可怜,清朝还在的时候,朝鲜还能找宗主国求救;清朝灭亡后,一旦有外敌侵略,他们基本上只能坐等亡国。剩下的日本算得上是近代东亚诸国中混得最好的,然而,西方国家对日本人的偏见也不小。直到二战时,英军将领路易斯·蒙巴顿还把日本人比作“一群穿着布袋一样的马裤的猩猩”,说他们“丑恶地令人不寒而栗”。美军更是嘲笑日军身材矮小相貌猥琐,甚至还专门出了本册子羞辱日本人。

如此来看,当时的中国是不强,但其他国家也完全有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条件,那么西方列强为啥偏偏把这个帽子扣到中国头上呢?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10月17日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中,英国人用“Sick man of East Asia”来形容中国人。一方面,英国人对“日不落帝国”踩着这个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并从它身上抽筋扒皮的“成就”感到相当自豪,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底层民众穷困潦倒,稍微有钱的人,十有四五在毒瘾中自甘堕落。尤其是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疲态尽显。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清朝:满大街都是瘦弱的饥民,他们表请呆滞身形猥琐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灵魂的行尸;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看不到一点希望。

社会中下层民众如此,手握大权的官老爷在做什么呢?许多当官的一看到洋人就脸SE发白双腿瘫软,书生的骨气一点儿都没了,满脑子就只剩唯唯诺诺;除了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另一部分所谓的“进步人士”却在疯狂鼓吹一套令人不寒而栗的理论。原来,从19世纪开始,西方逐渐兴起了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顾名思义,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们将达尔文对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观点套在了人类社会上,提出“弱者理应被强者淘汰”,后者甚至可以采用一些极端的手段。

“社会达尔文主义”同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有几分相似,然而,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主义传到中国后,许多机进的年轻人将其奉为圭臬,甚至连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多少受了点沾染。这部分人笃信,想要让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向强盛,就必须用强硬而极短的办法除掉那些没有存在价值的人,对整个民族来一场“自我净化”。看到这儿,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偌大一个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底层百姓吃不饱饭还得勒紧裤腰带替朝廷还战争债;稍微有点钱和地位的人被鸦片折腾得死去活来,社会顶端的大人物们忙着向侵略者谄媚讨好,权斗内耗却一点儿也没消停;剩下的一小半人居然嚷嚷着要搞内部清洗,当时请况之乱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日本在做什么。

1875年,清朝派出了第一批驻外使节到西方交流学习,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好像是奉命专门跑到外国吐槽去的,看哪儿都不顺眼,都不如他们大清,这些人的傲慢与无知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清朝一次绝好的翻身机会。相比之下,日本派去西方的使节无比虚心,他们恨不得将所见的一切都牢牢记在心里。其中的许多人只在欧洲待了短短几年就成了西方问题专家,回国后成了日本的柱国栋梁。当时日本上下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笃信甚至到了着了魔的程度,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日元中面值最大的1万纸币上印着的那个人名叫福泽谕吉,此君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他的主张也相当极端,即抛弃之前日本所秉承的一切,直接来个全盘西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效仿西方,恨不得把整个岛国都搬到欧洲去。

作为对近代日本影响巨大的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一套论点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他曾在自己的著作《TUO亚论》中大肆贬低中国,说还是拿着中国的那一套,日本以后啥事都办不成;日本想要崛起就必须“TUO亚入欧”,让年轻人从心理上把自己当成西方人,同西方同进同退。虽然福泽谕吉的言论有点极端,但其效果还是相当卓著的:截至日俄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帝国遍地文盲,日本已经将小学教育普及到了全国;1937年,日本又将教育普及到了初中,当时最发达的英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除了对本国的改造,日本人对外表现出来的姿态也令西方人不敢将其同“病夫”联系在一起。

明治维新初期,有个藩主坐在轿子里,看到有3个法国人在路边一脸好奇地盯着他看,这令那位藩主十分恼火。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这样的行为是难以被容忍的。结果,这3名法国人被藩主的侍从当场砍了头,消息传到法国,后者当即决定出兵教训一下这个东亚小国。这下日本人慌了神,连忙请求和解;法国提出了两个条件,除了一定数额的赔偿外,法国人还要找出30多名“凶手”并把他们全部处决。其实,参与这件事的人远没有这么多,但为了平息事端,藩主只能招募30名勇士背下这口黑锅。结果,自愿报名的日本人多达2000人。

赔偿当天,法国代表同日本代表签完和约后,还没等前者离场,30名衣着整齐干净的日本人来到他们面前,二话不说就抽刀剖腹。据描述,有2名法国代表当场吓昏,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日俄战争后,乃木希典凭借一波“肉弹冲锋”拿下了决定新的胜利,日本以小博大战胜俄国,这也让西方列强对这个东亚小国刮目相看。总而言之,近代日本是正儿八经地谋求进步,对外也做得够狠,甚至不惜DU上国运,日本人的凶残顽强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羸弱便更加凸显。

其实,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所谓的“病夫”并不一定指身体欠佳的人,也经常指“弱国”。被诟为“病夫”的国家可不只有近代的中国,曾盛极一时、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也落了个相同的下场。早在19世纪初期,拿破仑·波拿巴就表示:“土耳其乃欧洲一病夫”,被瓜分是它最终的命运。后来,欧洲列强更是有事没事就从这个老大帝国身上刮一块肉,还一边嘲笑它的老旧;即便是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后,西方人还不忘时不时地拿它寻个乐子,创作出了很多丑陋滑稽的形象来羞辱它。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之大不用再做赘述,剩下的蒙古和朝鲜,一个处于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内,一个向来都是甘当他国附庸的存在,估计西方列强连羞辱它们的兴趣都没有。即便如此,在纳粹德国举办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朝鲜运动员孙基祯还为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赢得了一枚(马拉松)金牌;中国派出了69人“庞大”代表团,共报名了6个大项,结果除了一名撑杆跳运动员进入复赛,其他所有人都栽在了初赛中。那段时期,中国无论国力还是人的身体素质,恐怕都称不上强大。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虽然仍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离终点还有许多距离,但整个国家已变得焕然一新;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改变,也才过了短短数十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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