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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是我们不愿听到的一个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词代表着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有趣的是，西方人似乎仍活在近代历史带给他们的优越感中，对中国人的偏见仍未消除。这不，最近许多涉及“辱华”的新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漫威电影《上气》的选角事件也成了当红话题。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场漫长的赛跑，中国几乎一路遥遥领先，却在临近终点线时跌了一跤。也就是趁着这个功夫，不但西方国家瞬间反超，连一直倒着数的日本也拼了命地冲到了前面。这段历史让人看着揪心，然而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几乎整个东亚都处于历史低谷期，为啥偏偏把地盘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称为“东亚病夫”呢？

人们所说的“东亚”通常是指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和韩国这5个国家，放在约一个世纪前那会儿还没有韩国，剩下的四个国家里，蒙古处于俄国的庇荫下，基本上没啥戏份。朝鲜更是弱得可怜，清朝还在的时候，朝鲜还能找宗主国求救；清朝灭亡后，一旦有外敌侵略，他们基本上只能坐等亡国。剩下的日本算得上是近代东亚诸国中混得最好的，然而，西方国家对日本人的偏见也不小。直到二战时，英军将领路易斯·蒙巴顿还把日本人比作“一群穿着布袋一样的马裤的猩猩”，说他们“丑恶地令人不寒而栗”。美军更是嘲笑日军身材矮小相貌猥琐，甚至还专门出了本册子羞辱日本人。

如此来看，当时的中国是不强，但其他国家也完全有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条件，那么西方列强为啥偏偏把这个帽子扣到中国头上呢？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10月17日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中，英国人用“Sick man of East Asia”来形容中国人。一方面，英国人对“日不落帝国”踩着这个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并从它身上抽筋扒皮的“成就”感到相当自豪，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底层民众穷困潦倒，稍微有钱的人，十有四五在毒瘾中自甘堕落。尤其是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疲态尽显。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清朝：满大街都是瘦弱的饥民，他们表请呆滞身形猥琐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灵魂的行尸；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看不到一点希望。

社会中下层民众如此，手握大权的官老爷在做什么呢？许多当官的一看到洋人就脸SE发白双腿瘫软，书生的骨气一点儿都没了，满脑子就只剩唯唯诺诺；除了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另一部分所谓的“进步人士”却在疯狂鼓吹一套令人不寒而栗的理论。原来，从19世纪开始，西方逐渐兴起了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顾名思义，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们将达尔文对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观点套在了人类社会上，提出“弱者理应被强者淘汰”，后者甚至可以采用一些极端的手段。

“社会达尔文主义”同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有几分相似，然而，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主义传到中国后，许多机进的年轻人将其奉为圭臬，甚至连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多少受了点沾染。这部分人笃信，想要让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向强盛，就必须用强硬而极短的办法除掉那些没有存在价值的人，对整个民族来一场“自我净化”。看到这儿，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偌大一个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底层百姓吃不饱饭还得勒紧裤腰带替朝廷还战争债；稍微有点钱和地位的人被鸦片折腾得死去活来，社会顶端的大人物们忙着向侵略者谄媚讨好，权斗内耗却一点儿也没消停；剩下的一小半人居然嚷嚷着要搞内部清洗，当时请况之乱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日本在做什么。

1875年，清朝派出了第一批驻外使节到西方交流学习，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好像是奉命专门跑到外国吐槽去的，看哪儿都不顺眼，都不如他们大清，这些人的傲慢与无知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清朝一次绝好的翻身机会。相比之下，日本派去西方的使节无比虚心，他们恨不得将所见的一切都牢牢记在心里。其中的许多人只在欧洲待了短短几年就成了西方问题专家，回国后成了日本的柱国栋梁。当时日本上下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笃信甚至到了着了魔的程度，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日元中面值最大的1万纸币上印着的那个人名叫福泽谕吉，此君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他的主张也相当极端，即抛弃之前日本所秉承的一切，直接来个全盘西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效仿西方，恨不得把整个岛国都搬到欧洲去。

作为对近代日本影响巨大的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一套论点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他曾在自己的著作《TUO亚论》中大肆贬低中国，说还是拿着中国的那一套，日本以后啥事都办不成；日本想要崛起就必须“TUO亚入欧”，让年轻人从心理上把自己当成西方人，同西方同进同退。虽然福泽谕吉的言论有点极端，但其效果还是相当卓著的：截至日俄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帝国遍地文盲，日本已经将小学教育普及到了全国；1937年，日本又将教育普及到了初中，当时最发达的英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除了对本国的改造，日本人对外表现出来的姿态也令西方人不敢将其同“病夫”联系在一起。

明治维新初期，有个藩主坐在轿子里，看到有3个法国人在路边一脸好奇地盯着他看，这令那位藩主十分恼火。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这样的行为是难以被容忍的。结果，这3名法国人被藩主的侍从当场砍了头，消息传到法国，后者当即决定出兵教训一下这个东亚小国。这下日本人慌了神，连忙请求和解；法国提出了两个条件，除了一定数额的赔偿外，法国人还要找出30多名“凶手”并把他们全部处决。其实，参与这件事的人远没有这么多，但为了平息事端，藩主只能招募30名勇士背下这口黑锅。结果，自愿报名的日本人多达2000人。

赔偿当天，法国代表同日本代表签完和约后，还没等前者离场，30名衣着整齐干净的日本人来到他们面前，二话不说就抽刀剖腹。据描述，有2名法国代表当场吓昏，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日俄战争后，乃木希典凭借一波“肉弹冲锋”拿下了决定新的胜利，日本以小博大战胜俄国，这也让西方列强对这个东亚小国刮目相看。总而言之，近代日本是正儿八经地谋求进步，对外也做得够狠，甚至不惜DU上国运，日本人的凶残顽强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羸弱便更加凸显。

其实，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所谓的“病夫”并不一定指身体欠佳的人，也经常指“弱国”。被诟为“病夫”的国家可不只有近代的中国，曾盛极一时、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也落了个相同的下场。早在19世纪初期，拿破仑·波拿巴就表示：“土耳其乃欧洲一病夫”，被瓜分是它最终的命运。后来，欧洲列强更是有事没事就从这个老大帝国身上刮一块肉，还一边嘲笑它的老旧；即便是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后，西方人还不忘时不时地拿它寻个乐子，创作出了很多丑陋滑稽的形象来羞辱它。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之大不用再做赘述，剩下的蒙古和朝鲜，一个处于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内，一个向来都是甘当他国附庸的存在，估计西方列强连羞辱它们的兴趣都没有。即便如此，在纳粹德国举办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朝鲜运动员孙基祯还为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赢得了一枚（马拉松）金牌；中国派出了69人“庞大”代表团，共报名了6个大项，结果除了一名撑杆跳运动员进入复赛，其他所有人都栽在了初赛中。那段时期，中国无论国力还是人的身体素质，恐怕都称不上强大。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虽然仍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离终点还有许多距离，但整个国家已变得焕然一新；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改变，也才过了短短数十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