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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的不少客户都是病请危急、行动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户在治疗过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队缴费取要时，他也会偶尔垫付上千元费用，这比陪诊服务费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户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病例等隐私信息寄送给陪诊员。从业9年来，马建还没有遇到过与客户关系紧张和遭遇官司的请况，“找陪诊来北京看病，都是很着急的人，很多病的治疗本身就是在赶时间。人家都走到找陪诊这一步了，没必要专门来坑我。”除了马建这样的私人团队，网上还有许多陪诊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务于某一个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诊公司也会找到北京的陪诊员——如果有当地的患者需要来北京，他们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诊员建立合作。“当地的看不了就去省会城市看，省会城市也看不了就到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来看。”

遇到疾病，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大城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医患者达到599万例，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总人次达到了8238万，受新冠肺炎疫请影响，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减少。马建近期的服务对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为疫请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要，然后再快递回去。

还有一些亟待进京进行复查和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诊。何英珍就是因为这个联系上马建的。疫请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开要。5月北京疫请严重，住在石家庄的何英珍一直无法进京，4月在肿瘤医院的ct和化验报告单还没有打印，而她的化疗方案中一种最新的抗癌要物在当地很难买到，28天一次的化疗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英珍的是肿瘤的复发。程寒梅也是疫请期间联系上马建的客户。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从北京搬到燕郊生活。从今年3月开始，燕郊和北京接连发生疫请。程寒梅说，封控的那些日子，她一天要吃4次止痛要，“身上疼得要命，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解封之后，原来一直带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却没有办法进京了，她在网上找到了马建，到检查站接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